10月17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特殊资产行业季度分析报告。报告称，三季度国内特殊资产交易较二季度有明显回升，但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从供给端来看，中长期将有更多偿债能力恶化的企业贷款面临违约风险，三线以下城市的特殊资产标的量会有明显上升；但不良资产的需求仍有待进一步回升。而在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上，多位行业专家发表了针对不良资产行业前景及处置措施的主题演讲，其中，中国华融监事长胡建忠认为，并购重组是这一轮不良资产处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特殊资产往往是由于特殊原因被持有或需要处置变现的资产，其由于过度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导致价值被明显低估，并因此可能有巨大升值潜力，包括不良债权、收益权或实物等资产。从特殊资产的供给端来看，银行存在明显的不良资产剥离需求，非银金融机构也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待处置，特殊资产的标的量将进一步上升。根据报告，截至2020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较上一年12月末增加12.5%，较去年同期增长22%，不良贷款生成速度有所加快。其中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尤其大。三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较大，尤其是农商行6月末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4.22%的高位。非银金融机构也将成为特殊资产行业的重要供给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监管加强，信托、资管等非银金融机构也出现不良资产暴露。总体来看，根据不完全统计，来自信托、理财、资管等非银部门的不良资产供给至少接近8000亿元。
根据报告，2020年三季度国内特殊资产交易指数为96.75，较二季度有明显回升，但尚未恢复至疫情之前。其中，特殊资产交易指数根据线上交易拍卖平台单季度的交易量、交易金额和标的数量等数据形成，基期为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称，考虑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以及银行监管压力，中长期将有更多偿债能力恶化的企业贷款面临违约风险，企业破产重组数量上升，银行不良贷款剥离需求也相应上升。预期中长期三线以下城市的特殊资产标的量会有明显上升，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从特殊资产需求上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市场对特殊资产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特殊资产的成交额、成交量乃至成交溢价率将逐步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中国华融监事长胡建忠认为，并购重组是这一轮不良资产处置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过去大批量的收置资产，批发零售资产时代一去不复返，这是本轮不良资产的特征所决定的，也是资产公司经过十多年运行所决定的。胡建忠认为中国经营体系大部分提供增量，银行发贷款，证券发股权，信托通过信托计划。资产公司的版块则是从存量入手，当社会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产公司应当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并购重组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国企逐步剥离当中，应当把国企有价值的相关主业保留，把有价值的副业通过剥离以后让更多的参与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进场，从而把它达到成一个比较精干的企业。这既解决了国企逐步剥离的问题，又解决了混改问题。
中国华融监事长胡建忠
胡建忠表示，资产公司的版块是从存量入手，当社会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产公司应当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这次央企的逐步剥离，中小机构的问题和好企业陷入担保圈都不太适合用出清的办法解决，不太适合用一破了知的办法解决。在大型或者中型民营企业爆雷过程当中，包括这些民营企业化险瘦身，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管理重组、技术重组和风险缓释方式重组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几个领域，供应链上下游的几个领域做精，把其他行业做整合。同时应当用投行的办法，投行的思维，用资本性投行的办法，证券公司是做证券投行，资本行用资本的思路，既出思路又出资金整合这次企业。中小金融机构，信托机构更需要用重组的思维来解决。他谈到，正在研究不断的细化上市公司的白名单，就是把基本面还不错，阶段性现金流或者是阶段性的经营困难受控于大股东质押这样的上市公司把它拿出来，去收购它的大股东质押，去转移一部分股权，小股大债，然后剥离它的非主营资产，小步快走的方法为它植入有效资产，实现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彻底改善。在价值修复以后，资产公司退出。经过这么长期的归类以后，资产公司由过去的收购管理处置，以批发和零售为特色的资产公司，过渡到金融控股公司，“我们理解资产公司的发展方向就是做一个以并购重组，重整问题金融机构，重整社会的问题实体企业为主的资本性的投行。”他强调称，资产公司要细分，现在五大MC和地方MC和还没有牌照的在这个领域不断做贡献的一些资产公司，我们应该是取长补短。哪些人做批发，哪些人做零售，哪些人做加工，形成一个现代已经叫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更加规范、稳妥的前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表示，特殊资产未来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一种资产。特殊资产的概念下覆盖了不良资产，中国的不良资产在疫情之前就很显著，而且增长较快。李扬还指出，在疫情和审慎监管之间，抗疫是放在第一位的。疫情之下就看到了两个现象：一是财政政策的金融化。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无偿、强制的，现在由于支出压力很大，收入又在下降，并且还需要减税、免税，于是收支差异很大，财政支出相当一部分要靠金融手段筹集，所以我们看到国债等等的增长。二是金融政策财政化。金融运行和财政运行的显著不同，是有条件的、要回流的。所谓有条件是指要有期限，所谓要回流是指要有回本。疫情下我们采取的很多金融政策显然挺难做到回流。一些财政政策基本上是当着财政政策在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李扬认为，今后面对的金融资产特别是不良资产会急剧增加。疫情之后处理特殊资产，特别是不良资产会是第一大挑战。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纪敏在论坛上也表示，全球化正处于模式转型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风险事件，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增加对安全资产需求的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资产回报越来越低。在此背景下，特殊资产行业一方面规模在不断的增加，市场潜力非常大。另一方面，定价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反映投资回报，也带来一定的挑战，所以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纪敏也指出，目前我国资产管理的产品结构反映出我们还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特殊资产还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居民财务管理意义上的资产管理的概念。未来在培养合格投资人方面还是要下不少功夫。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局长解东认为，全球特殊资产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已经成为全球资产管理机构重要的投资对象，而且在经济下行周期特殊资产市场往往发展更快。在后2020全球大背景下，发展特殊资产市场有利于丰富资产类型和品种，吸引更多外资机构集聚，有利于盘活存量资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特殊资产管理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重要领域，上海一直致力于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目前已初具雏形。解东透露，力争到202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资管要素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强、科技应用领先、生态体系完备的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成为亚洲资产管理的枢纽，跻身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城市前列。据解东介绍，上海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金融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超过1600家，全球排名前10位的国际资管机构均已来沪展业，上海保险资管、公募基金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30%。此外，上海拥有丰富的投资主体、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和高效的司法服务体系。解东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特殊资产市场创新发展、制度规则等方面的研究，探索将发展特殊资产市场纳入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进程中。上海将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对于资管行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强金融科技赋能，在资管、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与互动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我们将积极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深度合作，推动资管行业产品和服务创新，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吸引更多资管机构来沪展业、兴业。同时，上海还将不断提升境外投资者配置境内资产的便利度，对标国际水平，制定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的支持政策，营造一流金融发展环境。
